本报记者：随着冷战结束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非传统安全尤其是金融安全的地位日益凸显。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对我们国家的安全主要有哪些影响？

　　金一南委员：对我国安全影响最大的，近期可能将主要表现在就业问题上。现在，沿海不少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因出口业务量减少，而纷纷停产、减产，大量农民工暂时找不到工作。还有，受经济整体大环境的影响，大学生找工作也难。这种巨大的就业压力，将对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构成一定的影响。

　　其次，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各国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可能对我们的正常国际交往和国际贸易产生一些阻碍。比如说，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上台后，号召国民买 “美国货”，如果欧洲和俄罗斯也竞相效仿，买自己的货，各国贸易壁垒提高了，将对我国货物正常出口产生很大的影响，反过来再影响到国内就业形势。

　　就像马克思讲的，一切问题源于经济。在当前扩大内需的同时，如果说我们的正常外需市场再急剧缩小的话，对我们国家的下一步发展影响就大了，因为内需毕竟是潜在市场，开发出来需要一定时间，而外部市场是个现实的市场，我国每年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成为我国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如果这些货物的出口受到各种阻碍，那将对国家经济，进而对国家安全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存在，但各个力量之间肯定有冲突。”

　　本报记者：在人类发展史上，经济与战争一直密不可分。在20世纪，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曾诱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不少专家认为，金融危机可能诱发战争的历史逻辑不可忽视。对此，您是怎么看待的？

　　金一南委员：过去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但在今天，世界性战争、世界大战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因为有全球化这个重要因素，大国之间存在着巨大利益交叉。以中国为例，很多人讲中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不要忘了，中国和美国2008年贸易额突破3300亿美元，数量非常大，形成了一个“你离不了我，我也离不了你”的格局。再比如，我们与欧盟、日本的贸易，也都是3000亿美元。西方有一种观点，两个国家之间贸易量超过2000亿美元，这两个国家的利益密切相关，不但是朋友，而且得签订经济同盟，政治同盟，甚至是军事同盟，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利益关系太深了。更不要说中国手中的巨额外汇储备，中国经济保持强势增长对美国经济走出泥潭的巨大推动作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像中美这样的大国，尽管双方之间肯定有冲突、肯定有较量、肯定有过招，比如说经济战、贸易战，等等。但是，最后大家都不得不在一个尽量理解对方、尽量照顾对方利益的情况下，达成一个相互之间的妥协，这是现实理性和利益博弈的必然结果。

　　“由于经济发展形态融入了世界经济，外部经济影响至关重要，必须要增强外向型的思维意识。”

　　本报记者：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们国家安全战略有哪些启示？

　　金一南委员：第一，是要增强忧患意识，真正的忧患意识是科学冷静的分析目前的环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忧患，光看好的不看坏的，那是肯定不行的，尤其是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看到我们发展中存在的脆弱性，这脆弱性很大表现在对国外市场的依赖。

　　为什么这一轮经济危机，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我们与世界经济的关联度还没有那么紧密。我们今天的关联度太紧密了，我们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对国外资源的依赖太深了。资源是生产链条的初始，而产品是生产链条的末端，从一个头，到一个尾，我们都局部出现过度依赖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对出口的依赖在35%以上，而美国对出口依赖一般在18%，日本更低一些，在 16%。上述这些发达国家，长年累月做海外贸易，他们对出口的依赖都不是那么高，这启示我们，依赖程度越高，危险程度也就越大。

　　第二个启示，就是创新意识要加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不依赖于你的模仿能力，而依赖你的自主创新能力。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到，我们自主创新的品牌都能够维持而且还有发展，凡是模仿的、凡是来料加工贴牌销售的，都受到一定的损失。

　　第三个启示，是我重点想谈的，那就是我们要增强外向型思维意识。从国家和民族的传统习惯来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内向型的民族，我们注重审视自己，审视自身，凡是出了问题都是从自己身上找起。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条件。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到，当我们过度审视内部的时候，不要忘记，由于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融入了世界大潮，外部世界对我国的实质影响至关重要，今天我们谈很多问题都无法离开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形势迫使我们必须建立与国家发展形态相适应的外向型思维模式。我们特别需要关注国际动态，分析这些动态中哪些东西可能对我国安全造成影响。今天，我们正日益走上大国崛起之路，更需要有一种大国的责任，一种大国的意识，一种自觉向外看的思维，更加主动地关注我们外部环境，不仅管好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要在更大范围上思索我们的利益，如何维护我们的利益。比如，我们这次出动海军舰艇赴索马里海域护航，就包含有这方面的积极尝试。

      最近中法关系再度出现波折。先是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访华，发出改善中法关系的积极信号，一度使人们对中法关系破局充满期待。但近日，因圆明园被掠夺文物在法国公开拍卖，使中法关系再度经受考验。

　　拉法兰访华的确带有很大善意，他在会见温家宝总理时言真意切，而且特意接受媒体专访，开辟专门的网上平台，回答中国民众的提问和质询。但拉法兰多大程度上代表萨科齐？

　　拉法兰一直是中法关系的积极推动者。但必须认识到，不能因为拉法兰的积极言行，而对萨科齐政府有错误的判断。

　　去年4月拉法兰临危受命，成为萨科齐的特使，这一次他又替萨科齐收拾残局。萨科齐显然要利用拉法兰的微笑攻势，自己却不愿做出明确道歉和具体承诺。

　　法国更急于破局

　　虽然萨科齐政府最近也强调重视对华关系，遵守一个中国政策，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但这样的表态没有实质意义，因为萨科齐在会见达赖前也公开做过同样的表态。

　　况且，萨科齐政府始终在发出矛盾的信号。2月5日，总理菲永在参议院发表讲话，强调“为了摆脱经济衰退，为了解决重大的安全问题，为了遏制气候回暖，世界需要中国”，但与此同时又为法国与达赖的关系辩解，声称法国总统“有权”与达赖对话。这样的话萨科齐也说过，拉法兰在访华时也间接表达过。

　　其实，从萨科齐内外处境看，法国比中国更更急于改善中法关系。

　　萨科齐执意会见达赖很大程度与国内政治斗争有关，他错误地认为通过会见达赖可以显示其重视人权，树立“人权卫士”的形象，赢取选民支持。但事实证明，这种短见不仅没有提高萨科齐的民意支持率，反而使其之跌至他就任总统以来的最低点。加上失业增多，民众怨言增多，萨科齐的执政基础受到削弱，因此迫切需要改善中法关系。

　　而中国总理温家宝总理不久前的“环法之旅”，与欧盟主要大国签署了大量经贸合同，现在又派出了庞大的采购团，对法国形成了强烈刺激。

　　文物拍卖再添波折

　　在金融危机急剧恶化的背景下，各国都重视与中国合作应对危机，唯独法国落伍了。伦敦20国集团金融峰会即将召开，各大国纷纷提出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张，展开了新一轮合纵连横。若没有中国的支持和配合，萨科齐提出的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计划就很难通过。

　　现在，圆明园被掠夺的鼠首和兔首铜像拍卖事件，给中法关系增添了复杂因素。

　　文物拍卖看似普通，与中法关系没有多大关系，但该事件的核心还是导致中法关系陷入困局的西藏问题。兔首、鼠首铜像持有人贝尔热称，他可以把铜兽首归还中国，但中国政府必须让达赖返回西藏，并公开承认这就是“敲诈”。这与萨科齐去年以西藏问题为借口，威胁要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如出一辙。这就使中国民众感到，在西藏问题进行敲诈勒索，已从官方蔓延到民间。

认识到这一点需要时间，但它必定发生：金融危机造成的最大危害并非是以华尔街为中心的金融秩序的混乱，或者工人失业、公司和行业倒闭，而是西方政治体制相对于中国崛起的知识及文化优越感的衰落。

简而言之，危机发生之前，事情是这样的：中国完全相信西方的金融体制，而不信任自己的。北京甚至邀请外国银行和保险公司投资自己的国有公司，以改善本国公司的绩效。这一情况在政治上表现得没有这么乐观，但是，西方在文化上仍然占据上峰。中国认识到了民主化的必要性，但是它对照搬西方的模式感到犹豫，担心那会使自己的国家陷入陷阱。

金融危机透露出了另外一个事实：自吹自擂的西方金融机构竟然千疮百孔，曾经被人羡妒的管理技巧也失去了吸引力，即使是曾经使西方人对中国指手画脚的西方道德也在纳斯达克前主席麦道夫的诈骗案及其爱好被曝光之后彻底崩溃。

如果说在金融体制上是如此，那么，进行西方式的政治改革也同样丧失了更多动力。一言以蔽之，西方的文化和知识优越性削弱了。这一转变非常重要，因为西方民主化的驱力主导了中国一个多世纪的文化景观。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北京承诺到2000年让人民币完全自由浮动。然而这场危机让北京认识到，货币自由浮动会使自己的经济体制遭受到国外投机者的潜在攻击。货币自由出入一个国家也将制造繁荣和破产的短周期，正是这样的周期让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韩国这些国家陷入了社会和政治动荡。这些动荡会使国民经济发展倒退，发生动荡的国家会变得像经历过战争一样的穷困。最终，中国不完全浮动的货币政策抵御住了金融危机的浪潮，并帮助许多邻国恢复了经济。

自那时起，让人民币完全自由浮动的打算并未搁置。中国让人民币进行了一些波动，但是，西方文化在这一问题上的影响力大大减弱了。中国并未将西方的理念拒之门外，但已经不想再听任美国对其货币政策施压了。此次金融危机的效应与上次类似，但更大了。1997年的危机证明了西方世界的实力，因为西方可能并不关心它对亚洲国家的打击；或者，它们认为这是一种形式的“经济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还有可能是它们想给这些亚洲新兴国家一些教训。无论如何，美国的知识超级大国地位得到了肯定。而如今，美国自己也遭受了重创，人们再不会完全相信它的实力了。

在没有了向导的情况下，中国是否应该进行独立思考了？美国的榜样作用正在消去，中国必须更加懂得照顾自己了。当然，美国会从危机中恢复，但是何从恢复又何时开始恢复呢？面临危机，中国又该如何做？这些都没有清晰的答案。但是，长达一个世纪的学习过程似乎就要走到尽头了。中国不会，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迹象表明它会回复到苍老而无力的儒家。作为政治苍穹上永恒的明星，中国和西方已经驶入了不明水域。

    12月20日下午，中国驻法大使馆教育处大厅内各界人士举杯欢庆巴黎学联篮球队正式进入法国篮球协会（FFBB）一级赛事(première série)。法国篮球协会一级赛事副主席Ducastel先生，中国驻法大使馆教育处袁春伟一秘莅临庆祝酒会，和巴黎篮球队的小伙子们共同分享这一欢乐时刻。

    法国篮球协会一级赛事，是法国篮球协会(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e Basketball)下属业余级别赛，此前规定每只球队不得超过三名外援。巴黎学联篮球队历经四年申请，突破重重困难，终于获得比赛资格。

    巴黎学联篮球队是一支以速度为特色，内外线相结合的高素质球队。在212常规比赛阵型中，外线双后卫得分稳定，而内线身高均在1米85以上。其队员均为80年左右出生的留法学生，部分球员在国内曾参加CUBA的比赛。此次能够获得进入法国篮球协会一届赛事的资格，对于这些自发自愿组成球队的小伙子们而言，无疑是极大的鼓舞。

    巴黎学联篮球队走进比赛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因为联赛实行主客场双循环制，球队必须拥有自己的主场地。球队负责人通过联系各华人组织，坚持不懈地努力和争取，终于解决了各项问题。当前，球队主场设于GONCOURS。但由于时间和经费限制，球队对于场馆的使用仅限于周日下午2：00—5：00。这些问题并没有影响小伙子们对于篮球的热情，其余时间他们会 PORTE DE CHOISY进行技战术的练习。

累了

想停下歇歇

哪怕只有片刻的安宁

期待

行至那片属于自己的港湾

沙滩、阳光、木屋、原始森林。。。

却又害怕

如此的闲逸

让自己

忘记了来路的艰辛

忘却了曾经的雄心壮志

翻开航海日志

不知不觉

在外漂泊已经十载

船行之处

途径半个地球

结实五大洲、四大洋的朋友

曾经幻想

归航之日

带上这些可爱的人

才发现

小船已经经久失修，伤痕累累

放弃？

港口？

家？

哪个才是真正的出路？

歇歇吧

停下来修修沧桑的船身

顺便也给自己充充电，减减负

走好更漫长、更艰辛的旅程

一个缺乏公共精神的民族，无论个体对孩子怎样呕心沥血可歌可泣，都无法从整体上保护所有孩子，都不能不对孩子永远负有良心上的无尽的愧疚，甚至是，罪责。

中国人对下一代的爱，在世界上是数得着的。多少人一辈子含辛茹苦，做牛做马，就是为了把孩子供出来。有人说，这爱也不那么纯粹，养儿防老嘛，既然没有西方那样的福利体系，当然只好自己救自己，拼命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投资啦。这话不能说全错，但如果把这当作惟一因来解释中国人对下一代的爱，则又过于绝对。至少对我个人不适用，我相信自己垂垂老矣之时，经济上大致是可以自立的，不至于过多依赖孩子。但纵然如此，孩子仍是我最大的牵挂，我对孩子的投入，仍可以说高于我对一切的投入，不仅竭尽全力，甚至往往超出自己的能力。

像我这样做长辈的，其实不在少数。护犊天性人皆有之，但为孩子赴汤蹈火前仆后继者不绝于途，中国这种悲壮的景观则是世界历史上不多见的。这固然很感人，不过意义却也很有限。可能是世界上最爱孩子的中国人，恰恰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对不起孩子的一群人。

汶川大地震中，死亡最多的是孩子。最苦不能苦孩子曾经是多么响亮的口号，但就在这个口号最流行的年代，一栋栋豆腐渣校舍拔地而起，最终成了无数孩子的坟茔。

大头婴据说只是个案，但最近爆发的三鹿奶粉风波警告公众，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广东省卫生厅一位官员已经披露，这可能是一起经典的高科技造假案----奶粉中添加了伪造蛋白质的三聚氰胺。三聚氰胺这个黑手，已经从牛羊饲料蔓延到婴儿奶粉领域。而且如此婴儿奶粉竟有“国家免检产品”的招牌为之保驾护航，岂非令人不寒而栗？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瓮安事件中地方利益集团以公权力开道与民争利已是天下皆知，但人们忽略了另一个同样要害或者说更要害的细节：那就是瓮安下一代的沉沦。相当多数的孩子被应试教育所淘汰，黑社会往往是他们惟一的归宿，这才坐大了瓮安“玉山帮”。而这样的故事并非瓮安独有。

孩子们身体上和心灵上的社会免疫系统正在全面崩溃，这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们以个人的力量为自己的孩子打造安全岛，但社会免疫系统的崩溃使得社会性病毒神出鬼没，防不胜防，决非区区个人力量所能够抵御。这才有了上述那种极端矛盾的现象，纵然是对孩子最大的爱，最无私的爱，仍不能保障孩子最基本的安全，仍不能不让孩子成为灾难中头一批倒下的牺牲者。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自己的指标其实很低，这辈子就这样了，无所谓了。最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的心愿，就是孩子不要付出我们曾经付出的代价，那玻璃外的阳光世界，孩子能有机会零距离接触。现在却猛然发现，我们不仅无力拯救自己，我们甚至无力拯救自己的孩子。

话又说回来，这算得了什么新鲜事呢？几千年中国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每一代中国人都在为孩子打拼，都相信自己的牺牲一定能换来下一代的得救。这信念简直像宗教一样地牢不可破。但他们的眼光很少超出自家的院子，隔壁家的孩子是怎样的前景和命运轮不到自己操心。因隔壁家的孩子受罪而报警，这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不可以想象的。爱孩子因此只能是个别的原则，而不能上升为普遍的一般的原则。针对孩子的社会免疫系统就一直无从完善，而必然被戳出无数黑洞，随时吞噬孩子无辜的生命。

一个缺乏公共精神的民族，无论个体对孩子怎样呕心沥血可歌可泣，都无法从整体上保护所有孩子，都不能不对孩子永远负有良心上的无尽的愧疚，甚至是，罪责。

国人关心金牌本来不让我觉得奇怪，奇怪的是我认识的台湾人也关心大陆拿了几块金牌，就是几个声称支持TD的台湾人也一样。这说明虽然分隔了几十年，不过这一百年来中国被侵略，国家积弱在民众中的反应还是一样的。

网上早就有人开始质疑这种举国体制，国家花费大量资源来夺取金牌第一的做法。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他们：这并不完全怪ZF，这是有民众的期待在支持的做法。 

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在分析大跃进的起源的时候一针见血的指出：民众狂热的强国冲动和极端的民族自信也影响了毛本人的情绪，而高度集权的ZZ体制是另一个原因。反观民众关心奥运，那种民族的悲情意识其实仍然深深的渗透在中国人的血液里面，即使台湾同胞也不例外。

当然我在看完《The Crowd》之后对杨奎松的分析自然有多一层的理解——群众在ZZ斗争中被裹挟的因素，当时在农村的父亲就觉得是个笑话，可惜他无法对抗狂热的领导和同村的人，他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个。这个理解或许是杨奎松无法提及的，我也暂且不提。 

很多人对张朝阳支持反西方浪潮不理解，而有人分析的很对：这些城市的年轻人追求的是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让中国成为他们心目中的伟大国家。可是成为伟大的国家只靠上海、北京这些城市里宏伟的建筑就足够吗？光靠多拿几块金牌就足够吗？我的回答是：不够。

我虽然不是一个海归，却在美国公司工作，拿着一份在中国人里面不算低的工资，我们公司的美国同事对我们也很客气，他们偶尔提到中国也表示尊敬，但是如果你们因此而自豪就错了。在一次成本分析的会议上，美国的副总说了一句：China lab,　cheap（中国劳工，廉价的）。这种不经意流露出来的“蔑视”刺痛了我们每一个大陆同事，光靠“城市象欧洲”是树不起中国的形象的。

官员们可能会说我们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时间。叫兽们会帮腔，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说：“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2005年11月9日《北京晨报》）。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说“要调整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关系，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导致价格与工资的螺旋式上升，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2008年3月22日人民网）

我在关于血汗工厂的文章中多次论证了中国劳动力要素的价值本来很高，再加上大陆产业链的因素，可以支c撑起大陆制造业提高工资。提高工资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低工资才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源：低工资让企业没有提高管理水平和使用自动化设备的动力，让劳动者没有资金提升自己的技能，让国内消费长期受压抑而低迷。叫兽们的说法也被事实证明是笑料：越南的工资水平和大陆已经相差无几，越南10年的发展相当于大陆20年的成果。2008年的上半年，越南成功的跨越了大陆在90年代初经历过的通货膨胀。印度的货币升值幅度也远超人民币。

叫兽和官员的说法绝不是自己拍脑袋出来的，其实是很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想法的，网上不是有人叫嚣：“牺牲一代农民工，换取祖国繁荣吗”？

另一个例子就是“钉子户”曾经的遭遇，官员们反复的用“发展”的理由，用一张金碧辉煌的城市新建筑的设计图片告诉人们必须拆除“钉子户”，可是只要稍有头脑的人都明白：钉子户大多只是要求在原来地点得到同样面积的房子（这也是钉子户能得到网友支持的底线），当那些低矮的房子被拆除以后，几十层的高楼拔地而起，钉子户的这种要求会阻碍“发展”吗？官员只不过是无耻的帮助发展商节省成本，而这个“节省”常常还带着血腥。地产商还叫嚣钉子户会导致房价上升，可是即使在很便宜买来的地上盖的房子，哪个地产商又便宜的卖给购房者了？

密尔顿·弗里德曼说：只要经验似乎与公认的假设一致，人们就把假设当成真理。农民工的血汗和留守儿童的现象如果在改革开放之初是不可避免的话，在发展过程中绝对不是什么真理，而应该迅速得到改善，这是经济本身的要求。西方国家在一次次的经济危机之后终于明白：没有劳动者利益与资本利益的同歩增长，社会生产发展是不可持续的，社会面临着一个二选一的问卷：是选择经济危机呢？还是通过劳动者与资本利益共享的方式实现更好的市场经济？

我不得不重复一个网友在我的博客上的留言：国家强大不应该是一个目标，而应该是一个结果，只要国民富裕了，国家自然就强大了。很多中国人相信『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结果『目的』与『手段』分离不开，当权者的目的原来都是那么相似。统治者说为了国家强大，人民必须要做出牺牲，可是我们的人民牺牲了一代又一代，却只是得到一个比一个更腐败更专制的政权，得到面积越来越小的国家。我们已经失去了外蒙、失去了库页岛、失去了唐努乌梁海。我们还要被国家强大的迷惑下失去多少民众的福利和真正关系国家利益的关键？伟大的国家、勇敢的民族不需要廉价的同情和自我辩解。改革本国的落后制度为民富国强奠立牢固的制度基础，才是维护主权和国民尊严的唯一保证。

让我们象关心奥运一样关心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吧？这才是我们不被“蔑视”的根本。几千万的留守儿童；雪灾中徒步的人们；天价的房子；每年几百亿美元的外逃资金；足月的婴儿被寄生委打掉；动辄几万的教育赞助费；垄断企业无偿开采国家的能源还要上百亿的财政补贴；无数顶着国徽的豪华大楼拔地而起，对面的小学生却在危房里上课；没有暂住证就被人打死；宝马车主叫着“撞死你不就是赔两万块钱”冲向人群；2005年10月27日，浙江台州的农民工尤国英因为家人无法支付一天几千元的医药费被送到了殡仪馆，细心的殡葬工人在准备进行火葬时发现她眼角淌下泪水，她的手还在微微地动。这些现象中随便一个都让金牌黯然失色。